5月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温建兵拿着一沓资料走出建德市矛调中心的大门，15分钟后，他出现在府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刚一推门，李芳(化名)便迎了上来，“温法官，你说这事我能告赢吗?都是老邻居，怎么搞成现在这样不尴不尬的。”温建兵摆了摆手，大步走进屋里，一边把资料扣在桌上，一边招呼大家落座。“先坐下来聊聊，上法庭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这是一起邻里纠纷的调解现场，在座的还有价格共享法庭的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和特邀调解员。
“梅雨季快到了，不修好的话屋里可能会返潮，人住起来也不舒服。”温建兵明白，这起拖了2个月的漏水纠纷，是时候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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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还是打官司?多年老邻居的情分保住了
李芳和郑丽梅(化名)是府东社区的老邻居，李芳住2楼，郑丽梅住在4楼，房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已有些年头。今年3月，李芳发现自家卫生间墙上有渗水痕迹，便找到了3楼邻居，然而，这位邻居的卫生间也有同样情况。
经过询问得知，水是从4楼郑丽梅家渗下来的，此前，3楼邻居已经和郑丽梅私下协商，赔了一笔修复款，郑丽梅也重新做了卫生间防水，没想到又出现了问题。对于李芳家的情况，郑丽梅并不是不愿意赔偿，只是双方在金额上存在分歧。
“之前社区调解过好几次了，也没个结果，不如直接打官司!”李芳觉得自己有苦难言。
“温法官，我找人看过她家的情况，不需要赔这么多钱，就算打官司，法院也不能随便判吧。”郑丽梅也有些激动，音调随之高了起来。
“先消消气，大家都是十几年的邻居了，李芳之前也同意调解的，打官司多伤和气。”温建兵的语速不急不慢，眼见双方的情绪有所平复，继续说道：“该不该赔、要赔多少，今天有专业的人在，大家好好协商。”
说法、讲理、论情，一环环下来，调解有了眉目——经具有装修行业背景的特邀调解员现场查看，以及价格共享法庭工作人员的定损，最终确定了8000元的赔偿金额。
温建兵先是搬出了法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你家的卫生间防水没做好，导致楼下的墙面渗水，就是侵权了，是要担责的。”接着，他又做起了双方的思想工作，“现在4楼卫生间已经修复好了，不存在继续漏水的风险。如果要打官司，光是鉴定程序，可能要等半个月以上，耗时又费力，我个人认为不是最好的选择。”
“好，温法官你都这样说了，我们肯定信你。”郑丽梅接过了话茬，转向了李芳，“李姐，如果你没意见，就按温法官说的办，以后咱们还要来往的呀。”李芳也点了点头，“我听温法官的。”
熟悉温建兵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穿了三十几年的法袍，以往都是在审判席上拿法槌的，他的建议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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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官还是警察?帮人解决难题便是威风
温建兵的老家在建德下涯镇的农村，屋前是一片稻田，一路延绵到远方的山脚下，路上偶尔才能听到车子呼啸而过的声音。初中毕业时，温建兵考到了当时建德最好的中学——严州中学，这成了他踏出农村的第一步。
1984年，高中即将毕业，为了能早点工作，温建兵选择报考当时非常吃香的中专学校。“那时候，杭州警察学校和杭州法律学校的老师来招生，我想来想去还是选择读法律，因为老师说以后能做法官。”其实，彼时的温建兵并不清楚什么是“法官”，他仅有的关于“法官”的印象全都来自长辈口中那些坊间故事——有人犯事，法官就要判他们坐牢，“法官都是很威风的” 。
两年后，温建兵顺利毕业，分配的第一站就是建德法院梅城法庭，岗位是书记员。三间刷着大白墙的平房，摆上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再挂上国徽，就是一个法庭了。
初到法庭时，温建兵很是兴奋。书本里的法官身穿法袍，手持法槌，审判员坐堂问案，人民陪审员、公诉人、法警、律师等一干人分席而坐，的确有“架势”。可现实并不全是这样，更多的时候，温建兵只能跟着法官在办公室做调解，面对的都是喝着茶、抽着烟的村民，还不断有人进来咨询、敲门问话，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威严”。
1987年，温建兵调到了乾潭法庭，依然是做书记员。那是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温建兵全靠手写，一场庭审下来，手指累得无法张开。除了做笔录，温建兵也经常跟着法官进村调解，曾经有一起离婚案，妻子坚称感情破裂要离婚，丈夫却说感情没问题不同意离婚，为了理清两人的生活状况，法官带着温建兵翻越崎岖的山路，分别前往男方和女方家里，甚至还找来了两人当年的媒人。
“法官怎么也要挽着裤脚、双脚泥泞?”年轻的温建兵也会有情绪。带他的老法官总是宽慰他，“法庭是和群众联系最近的地方，走村入户、翻山越岭都很正常，我们不去，案子就办不了。”
在一步一个脚印之中，温建兵理解了老法官的话，也明白了这个职业的意义。
乾潭法庭是个小法庭，只有2个法官和2个书记员，经常会出现全员出动的情况。90 年代时，当地一家企业起诉外省某企业拖欠十多万货款。经过查询，法官发现对方账户上有足够的余额可以偿还，便先进行了冻结。开庭时，被告未出现，很快，判决生效期到了，案子进入执行程序。
温建兵一行四人坐着一辆面包车赶赴外省某地信用社。可到了信用社，负责人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配合账款划拨。半小时后，被告企业带着一拨人围住了温建兵一行，甚至动手扎破了公车的轮胎。温建兵报了警，但当地公安却劝他们说，“别办了，免得到时候自己都走不了。”
这样一起合乎法规、手续齐全的案子，却办理不了，温建兵有些不甘心。“十几万不是一笔小钱，案子总要解决的!”回到法庭后，他立马将情况上报给了建德法院，最终通过浙江省高院对接，拿回了本金。
“法官，谢谢你们，我们有活路了。”事后，企业负责人来了法庭。“这是我们该做的。”温建兵说，那一刻，他的心里有些自豪，“法官的确是威风的，能救人于水火之困中，还不威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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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舅”还是“唐僧”?
一年调解案件近500件
此后几十年，温建兵从书记员变成助理审判员，再成为审判员，工作地点从梅城法庭到刑庭到乾潭法庭到民一庭到立案庭……温建兵简历里的任职经历列了20条，除了行政审判没有做过，几乎“混迹”了建德法院的所有业务庭室。他也从当年老法官身后的“小跟班”，变成了新人的领路人。
2011年，徐永宝大学毕业后便进了梅城法庭，成为了温建兵的徒弟，既做书记员，也做送达工作，有时还要跟着法官们四处执行。同事都说徐永宝“运气好，找了个好师父”。可徐永宝有些不信，“他这人看起来没有法官的威严，说话很慢，总是温温柔柔的，能做好工作吗?”
很快，徐永宝便对师父改了观。那是一次送达工作，温建兵带着徐永宝前往下涯镇，案卷上清楚写着这是一起金融纠纷案，当地一家银行起诉了好几位村民，原因均是借贷未还。在一排农房外，徐永宝见到了正在剖鱼的当事人之一，他手上拿着的，正是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你们赶紧走，钱不是我借的!凭什么要我还!”看到法官上门，他突然情绪激动，朝着温建兵大喊。
初出茅庐的徐永宝被吓得不轻，而师父却径直走了上去。“你别怕，我们只是来送东西的。”温建兵说的是下涯方言，依然是不急不躁的语气。见这位村民的情绪有所缓和，温建兵从包里拿出案卷。原来，一年前，当地信用社主任怂恿不少村民贷了款，之后又拿着这笔钱跑路了。银行按照程序，起诉了签字贷款的村民，不懂法的村民觉得冤枉，认为法院这是在帮银行。
“法院办事要讲规矩，人人都可以维权，银行按法规起诉你，你也可以拿出证据起诉骗你的人。”温建兵耐心地向村民解释。
“这种案子，按程序判不是更快吗?”法学院校出身的徐永宝认为，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尽早判决才能案结事了。“我们办的只是一个案子，别人可能一辈子只进一次法院，一纸文书判决不一定就是好的。”那么，什么才是“好”呢?温建兵想了想说，“‘好’不能仅仅是‘完成’，就拿调解一件案子来说，‘好’是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直至今日，身处执行一线的徐永宝依然会拿着案卷请教师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你换个角度’，叫我能帮就帮，像唐僧一样。”
2019年，为助力“一站式”解纷，建德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市矛调中心，温建兵主动申请前往，专注调解工作。离开了庭审的疆场，温建兵化身为化解乡邻矛盾的“老娘舅”。
这位“老娘舅”合不合格?在温建兵的工作笔记上，一组数据就能交出答案——仅2021年全年，他参与调解的案件就有近500件，平均每天要调解1-2件。“要是看数量，这可比当法官时还忙哩……”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温建兵看来，很多案子的当事人其实都是愿意协商的，打官司需要时间成本、诉讼成本和感情成本，对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官司并没有那么好打。温建兵认为，“直接判决，事情是处理了，但矛盾有时候还在的，调解则会考虑人情和法理，虽然多了一些婆婆妈妈，但能做到人和。”
2021年，建德法院诉前化解率位居全省第一，前一年这项数据还是全省第六。温建兵把进步归为大家努力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共享法庭、特约调解等机制的建设，基层调解内容已基本上涵盖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像他这样的专业调解力量更是犹如毛细血管一般为基层矛调输送着力量。
辗转36年，温建兵带出的后生有不少，他也从“温哥”熬成了“温叔”。职业生涯中调解过多少起案子，温建兵答不上来，他只是说：“应该是没有停过的。”今年五一劳动节，温建兵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再过4年，他就要退休了。
温建兵总是想起，当年毕业时，班主任曾在他的纪念册上写过一句话：温建兵，你要成为司法战线上的尖兵。“班主任希望我能做突出的‘尖兵’，我没做成，我这样平凡的人，就尽量做一个坚持不懈的‘坚兵’吧。” 温建兵笑着说。(通讯员 建法 记者 王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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